中國審計績效指標中有一項針對企業(yè)“促進提高經(jīng)濟效益”，這是美國所沒有的。這反映了中國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與美國以資本主義私有制為主體的經(jīng)濟體制的不同。美國審計績效指標中也沒有像中國受黨紀政紀處分、調(diào)查單位、經(jīng)濟犯罪案件線索等指標，這反映了中國與美國不同的政治體制和經(jīng)濟社會特征。

　　四、建立與目前中國國家審計績效指標體系相銜接的“成本效益比”綜合指標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中國與美國國家審計績效考核指標的一個重大的基本差異是中國尚沒有建立一個總括性指標綜合地反映國家審計的績效。目前的各項指標只說出了整個事情的一個方面而忽略了另外一個方面，即只看到了產(chǎn)出而沒有看到投入，這就難以全面正確地衡量國家審計的績效，考慮到中國的公共行政改革的方向和國家審計本身的效益性審計趨勢則更是如此。因此，我們有必要借鑒美國的經(jīng)驗來建立一套基于中國自身條件的“成本效益比”考核指標。我們所建議的“成本效益比”指標如下：

　　“成本效益比”=某一時期可用貨幣衡量的國家審計財務效益。M該一時期國家審計的投入

　　對該指標進行如下幾點說明：

　?。ㄒ唬┲笜说倪m用范圍。這一指標既可用來衡量中國所有審計機關某一時期的總體國家審計成果，也可以用來衡量某一個別審計機關某一時期的國家審計成果；個別審計機關包括所有不同層次的審計機關，例如審計署、審計署某一審計業(yè)務部門、各個派出機構、?。ㄖ陛犑?、自治區(qū)）審計廳、其他縣市以上審計局等審計機關。作為一個綜合性的總括指標，“成本效益比”可以用來比較作為公共行政管理單位的不同審計機關之間的經(jīng)濟性、效益和效率。

　?。ǘ├矛F(xiàn)有數(shù)據(jù)。我們認為，從長遠來看，應重新設計一套全面、系統(tǒng)、相互之間沒有交叉重疊的項目構成，特別是考慮到中國將要大幅度提高效益性審計的比重，重新設計指標體系就更值得關注了。但是，重新設計一套指標并不是一個單純指標設計的簡單工作，它涉及到目前所有國家審計統(tǒng)計工作的全面變化，涉及到人員的教育與培訓。因此，為了促進這一指標的迅速應用，我們應盡量利用中國現(xiàn)有指標體系的數(shù)據(jù)，并在應用的過程中總結經(jīng)驗以利于推出新的評價體系。

　　那么，某一時期可用貨幣衡量的國家審計財務效益項目就可以包括：（1）查出違規(guī)違紀金額，這一指標包括審計決定和審計移送的金額，其中審計決定金額包括應上繳財政、已上繳財政、應減少財政撥款和補貼、應追還侵占挪用資金、罰款金額等指標。（2）查出損失浪費金額。（3）促進提高經(jīng)濟效益金額。（4）其他。指標中“該一時期國家審計的投入”是指對某一審計機關某一時期的預算撥款，這些撥款用來形成國家審計的基礎設施，例如辦公樓、車輛、辦公設備、信息系統(tǒng)等，也包括用來支付審計人員工資、獎金與各項福利，支付如差旅費、教育培訓費、科研費、交流費用等等?？傊?，“該一時期國家審計的投入”包括了用于維持和發(fā)展國家審計機關的各項當期支出。各項當期支出與當期預算撥款之間可能存在差異，但這些差異在不同年度之間會被抵消和平滑，因此，我們不妨使用某一時期的預算撥款來作為“成本效益比”中的“成本”。

　　財務效益中的“查出違規(guī)違紀金額”較為簡單而明確，但是“查出損失浪費金額”與“促進提高經(jīng)濟效益金額”則較為復雜而模糊，因此對其確認與計算都會比較困難。特別是“促進提高經(jīng)濟效益金額”在中國目前主要是針對國有企業(yè)進行國家審計時針對國有企業(yè)的“促進提高”金額，而并非針對非企業(yè)公共資金的運用的“促進提高”，因此在利用中國現(xiàn)有指標體系時要注意加以分析。

　?。ㄈ┲笜说挠嬎愫蜋z查。指標計算還應考慮單期項目和多期項目的區(qū)分。單期項目是指在考核期內(nèi)完成的國家審計項目，多期項目是指在某一考核期發(fā)起但在將來幾個考核期內(nèi)完成的國家審計項目。考核某一時期的國家審計成果，應包括所有的這一考核期的單期項目的全部當期財務效益，也應包括在這一考核期發(fā)起的多期項目的當期財務效益和未來財務效益。某一考核期的財務效益計算不應包括在當期進行或完成的前期項目的財務效益。在計算財務效益時要使用凈現(xiàn)值指標，即在計算未來財務效益時，應使用現(xiàn)金流折現(xiàn)的方式。

　?。ㄋ模┑貐^(qū)差異的衡量與評價。在進行不同審計機關的差異分析時，要注意地區(qū)差別。由于中國地區(qū)異質(zhì)性很大，各個地區(qū)經(jīng)濟發(fā)展水平懸殊，在各個其他方面（例如國家審計項目的性質(zhì)、所需的人員和時間）特征都一致的情況下，審計項目在經(jīng)濟方面所造成的影響可能存在巨大差異，也就是說，“查出違規(guī)違紀金額”、“查出損失浪費金額”、“促進提高經(jīng)濟效益金額”等方面可能存在巨大差異。在這種情況下，就無法簡單地運用上述“成本效益比”指標來進行橫向比較，還要就某一審計機關自身進行縱向比較，看其是否有進步以及進步有多大有多快。

　?。ㄎ澹┢渌嚓P指標。我們還可以進一步發(fā)展出與“成本效益比”相類似的指標，例如“人均國家審計財務效益”來衡量某一審計機關和比較不同審計機關的效率，“人均國家審計投入”來衡量某一審計機關和比較不同審計機關的成本。我們還可以將審計機關的人員分為兩大類，一類是一線的審計業(yè)務人員，另一類是支持審計業(yè)務的其他人員?；诖?，可分別計算“審計業(yè)務人員人均財務效益”和“審計業(yè)務人員人均國家審計投入”，以及“其他審計人員人均財務效益”和“其他審計人員人均國家審計投入”。通過這些計算與在不同審計機構之間進行比較，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不同審計機關的優(yōu)缺點和問題所在，以利于改進工作。

　?。┮驗榫唧w審計項目績效的單項指標評價困難所帶來的“成本效益比”綜合指標所具備總括性的相對合理性。在國家審計的具體過程中，人們面臨著如何評價一個具體審計項目的難題，面臨如何計算一個具體項目的成本與效益的難題，從而也面臨著如何為一個項目進行財務預算、資金撥付、成本管理、人員配備、時間管理等問題。困難的實質(zhì)是如何確定、衡量和計算某一具體國家審計項目的收益、成本和風險。例如，在開展一個國家審計項目時，如果查出問題了，人們會認為這次審計是有成果的。但如果沒有查出問題，或者所發(fā)現(xiàn)的問題不夠重大，人們會認為這次審計沒有成果、或者說是沒有意義的。這就是我們所定義的目前國家審計業(yè)績評價中的“問題發(fā)現(xiàn)導向”。于是，一個“有罪推論”和一個邏輯矛盾產(chǎn)生了：我們事先假定問題業(yè)已必定存在，而這些問題是否存在卻依賴于我們事后的發(fā)現(xiàn)。

　　因此，合理的方式不是去評價國家審計一時一地的得失，而是評價某一審計機關在一個時期之內(nèi)的審計成果。這也正是“成本效益比”具有合理性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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