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股票市場的起起伏伏，關于資本利得稅的是非爭論不絕于耳。反過來，資本利得稅又宛若中國資本市場的一柄達摩克利斯之劍，投資者因此戰(zhàn)戰(zhàn)兢兢、如履薄冰。市場的幾次大幅漲跌均與該傳聞有關。眾多輿論中以反對和批駁者見多，較少持贊同態(tài)度者則被批為御用文人、吹鼓手。其實，資本利得稅是個復雜的、技術性極強的稅收工具，在決策、評估和執(zhí)行層面都需要結合現(xiàn)實國情做深入細致的討論，單純地鼓吹與國際接軌或者視之如洪水猛獸都有失片面。
資本利得稅簡單而言就是對投資者證券買賣所獲取的價差收益（資本利得）進行征稅。大體看來，對該稅開征的反對聲浪可分為政策派、福利派和技術派三大類。政策派認為，資本利得稅是監(jiān)管當局違背市場規(guī)律、過度干預股市的做法，甚至以黨中央關于健康發(fā)展資本市場、十七大關于增加人民群眾財產性收入、建設和諧社會等宏觀目標作為與之相悖的注腳；福利派認為，中國資本市場的稅負已經不低，大幅提高交易印花稅之后，國內A股投資者的稅負甚至高于香港等地，在2006年居民收入構成中，工資性收入占到70％，而財產性收入占比僅為2％左右，一旦征收資本利得稅，頗有苛稅之嫌；技術派則認為，化解炒股所得的方法極多，可以在舉手之間化零為整或者化整為零，由于稅務部門的核實成本過高而無法執(zhí)行，最終形成對投資者少申報、不申報、少納稅、不納稅的逆向激勵機制。
其實，以上觀點某種程度上過分迷信了市場自由化的魔力，忽視了市場的迷失風險。綜觀西方主要國家資本利得稅的征收情況（見表一），該稅種征收的主要動因有三。首先，與其它各類所得稅征收目的一致，所得即應納稅；其次，資本利得稅具有顯著的“均貧富”效應，賺多者繳多，稅負實際上主要集中在股市中的大戶、機構或暴利者身上，對廣大普通中小投資者并無太大影響；其三，資本利得稅有利于鼓勵長期投資，抑制過度投機。
從美英等國家的情況可以看出，資本利得稅與所得稅聯(lián)系密切，在實施中相對復雜。相比之下，當前我國證券市場的交易成本主要由兩部分組成，一是固定的、雙向征收的3.5‰傭金成本，二是固定的、雙向征收的2‰的證券交易印花稅，在此種體系下，一筆交易的完成所需費用為5.5‰。與國際上傭金制度和稅收政策的變革趨勢相比較，我國證券市場交易成本明顯偏高，而且任何人只要買賣股票，無論是賠是賺都要按付出相同的稅、費，這種稅收方式雖然節(jié)省了稅務部門的征稅成本，但從管理、調控效果來看顯得過于簡單和粗放，起不到調節(jié)股市收益的作用。
借鑒國外經驗，西方發(fā)達國家證券市場通常對資本利得征稅，不征收或只征收極低的印花稅。這樣的稅收體系一般能達到“多獲利者多交稅”的效果，對資本市場的貧富兩極分化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從目前來看，資本市場的不公不是因為稅收過少，而是內幕交易過多；不是因為對個人所得征稅不夠，而是中小股東在利益游戲中被邊緣化，甚至淪落到“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的境地。如果在資本利得稅的稅利驅使下，管理者著力解決反對派中技術派所擔心的問題，比如升級現(xiàn)在的交易賬戶管理信息系統(tǒng)，以身份證為單一開戶進行系統(tǒng)自動定時核稅，同時再輔之以銀行系統(tǒng)的資金流動追蹤、賬戶轉移記錄等功能，相信不但可以解決征收的技術問題，而且還能起到打擊非法證券交易、洗黑錢、老鼠倉的作用。還可以假想在綜合清理合并印花稅、所得稅等稅種之后推出資本利得稅，打破一級市場目前形成的機構投資者、大資金對新股發(fā)行的受益壟斷。從公平稅賦的角度看，對一級市場征收資本利得稅有助于維護投資者財富增量的公平性和合理性，還可以鼓勵自有資金申購行為，增大短貸、拆借、挪用等資金進入獲益的成本，有利于金融秩序的建立。一般來說新興證券市場征收印花稅，成熟的市場則以所得稅為資本市場主體稅種，免征印花稅、改征資本利得稅隨著各國證券市場的日漸成熟，將成為全球證券交易稅制演變的長期趨勢。
結合國外的成熟經驗和我國現(xiàn)實國情，資本利得稅被片面的理解為與投資者“分錢”是不對的，其被“妖魔化”主要緣于市場對管理部門以往野蠻征稅的習慣思維的延續(xù)。管理者應當“正本清源”，還資本利得稅以本來面目———資本利得稅絕非野蠻的稅負累加，而是利用稅收工具鼓勵投資抑制投機、降低市場交易成本、降低中小投資者成本的調控手段，以達到調控財富分配、緩解貧富差距、增進市場健康活躍度的目的，為真正保護中小投資者做出實事。因此，不應當局限于片面地去討論是否應開征資本利得稅，而應當著重去研究如何征稅和征收的效應。管理部門很有必要以資本利得稅的征收為契機，改變稅收“重征輕調”的觀念，在技術上設計上做足功課，切實發(fā)揮稅收工具調節(jié)、平衡、引導經濟的作用，真正落實科學發(fā)展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