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古、近代思想家論征稅對象

　　國家應以什么為課稅對象?我國古代思想家對此發(fā)表了許多意見。由于各人所處的歷史環(huán)境和看問題的角度不同，對征稅對象的選擇也不同。議論紛呈，豐富多彩。

　　一、孔子主張征人力稅和收益稅

　　孔子推崇周代以人力和收益為征稅對象。他說：先王制定的稅制是“籍田以力而砥其遠邇；賦里以人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本褪钦f，征用民力耕種公田而考慮距離的遠近；向商賈征稅而考慮收益的多少；征調徭役而考慮年齡的差別。他認為這種稅制比較合理。

　　二、孟子主張“助而不稅”

　　孟子是單一的課稅對象論者，只同意征勞動力助耕公田，否定其他的課稅對象?！睹献?公孫丑》中載：“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藏于其市也；關，譏(稽)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愿出于其路矣；耕者，助而不悅，則天下之農(nóng)皆悅，而愿耕之于野矣；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愿為之氓矣?！绱?，則無敵于天下?！边@段話是說，對行商坐賈不征關市稅，對農(nóng)民只征勞役助耕公田而不征稅，對無職業(yè)的和宅地荒蕪的人免除課稅，這樣就能取得天下所有人的歡心，并吸引遠方的人民歸附。取得了民心，就無敵于天下。

　　孟子反對向商人課稅，對商稅的產(chǎn)生作了新的解釋。他說：“古之為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壟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為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孟子.公孫丑下》)。在他看來，最初向商人征稅不是為了取得財政收入，而是為了制止卑賤的商人壟斷取利，以維護集市貿(mào)易的正常發(fā)展。

　　三、周朗、王夫之主張以人定稅

　　我國征人頭稅很早。戰(zhàn)國時，商鞅就提出“以其食口之數(shù)賦而重使之”(《商君書.墾令》)。秦漢時期，人頭稅較重。大人小孩都征。曹魏開始，改為按資產(chǎn)分戶等為主要課稅對象。南朝的周朗亦提出：“取稅之法，宜計人為輸，不應以資”(《宋書.周朗傳》)。

　　王夫之認為，以人定稅合理。因為“不論客戶、土著、細耕、自耕、工商、游食”，都是國王的臣民，都應盡納稅義務?！耙涣钌杂休攲?，以供王民之職”。他認為以田定稅會妨害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所在提出：“惟民以收租(稅)，而不度其田”(《讀通鑒論》卷十四)。

　　清代的邱家穗認為，以人定稅有兩點好處，一是征稅面寬，“人無貧富，莫不有丁身可役?！倍怯欣趹蛻小ＵJ為征人頭稅可以強迫懶漢勞動。以人定稅論者忽視了按能力負擔的原則。資產(chǎn)少人口多的民戶即使終年勤勞也難以負擔繁重的人頭稅。正因為人頭稅不合理，所以最終被淘汰。

　　四、杜佑、馬端臨主張以土地定稅

　　歷史上主張將土地列為課稅對象的人很多，而將土地作為唯一征稅對象的也不乏其人。如唐代的杜佑主張只以土地資源為課稅對象。他說：“古之有天下者，未嘗直取于人。其所以制賦稅者，謂公田什一及工商衡虞之入稅”。這里的“衡”指山林，“虞”指水澤。由于“唯田及澤可以制財賄”，所以只應將它們作為課稅對象。至于工商業(yè)，本不應作為課稅對象，為了防止人們放棄農(nóng)業(yè)這個根本行業(yè)而去從事工商業(yè)，就通過征工商稅加以調節(jié)。就征稅對象的選擇而言，“歷代至今，猶計田取租稅”(《通典.食貸閡.賦稅》)。

　　元代的馬端臨也認為，“賦稅必視田畝、乃古今不易之法”(《通考.田賦三》)。他反對按人按戶課稅。認為貧民和富豪不加區(qū)別地一樣納稅，是不公平的。

　　五、楊炎主張以資產(chǎn)定稅

　　我國征資產(chǎn)稅較早。在秦漢以前，資產(chǎn)稅一般是以土地、房屋等不動產(chǎn)為征課對象。至漢代才將現(xiàn)金、牲畜、車船等動產(chǎn)納入財產(chǎn)課稅。此后，財產(chǎn)稅在賦稅中的比重逐步擴大。唐前朝，在均田制的基礎上實行了以人丁為本的租庸調法。唐中期，在均田制受到破壞租庸調法難以推行的歷史條件下，楊炎向德宗建議，實行資產(chǎn)為宗的兩稅法，即不分土戶、客戶、農(nóng)民、商人，一律按資產(chǎn)的多少征稅。趙贊也曾提出：“計錢每貫稅二十，天下所出竹木茶漆皆十一稅之”(《舊唐書 .食貨志下》)歷史上贊成以資產(chǎn)定稅的思想家較多，認為此稅的好處是稅負與負擔能力掛勾，比較公平合理。

　　六、嚴復主張以“余財”定稅

　　所謂以余財定稅，就是收入扣除“養(yǎng)民之財”、“教民之財”后的“余額”作為課稅對象。近代的嚴復提出了這一觀點。他說：“國家責賦于民必有道矣。國中富民少而食力者多，必其一歲之人，有以資口體、供事畜而有余，而后有以應國課。”“有余而取之，于民生為無傷，亦于國財為不耗”(《原富》893、848頁)。此論反映了新興資產(chǎn)階級的要求。

　　七、孫中山主張征直接稅

　　偉大的資產(chǎn)階級革命家孫中山先生主張征直接稅。認為征直接稅最公平。他說“用累進稅率征資本家的所得稅和遺產(chǎn)稅，……資本家的入息極多，國家直接征稅，所謂多取之而不虐。從前的舊稅法，……完全取于一般貧民，資本家對于國家，只享權利，毫不盡義務，那是不公平的”。他還提出向地主征地價稅，土地漲價的部分收歸公有。政府可以獲得大宗收入。直接稅滿足了政府的財政需要，“一切雜稅”就“可以豁免”。一般貧民就沒有納稅的痛苦了(《民生主義》)第一講、第二講)。這表明孫中山先生是站在勞動人民的立場上選擇征稅對象的。

　　以上是主張以某一種或某一類物品為課稅對象。實際上我國歷史上大多是多稅并存。主張以多方面為課稅對象組成復合稅制的人也很多。

　　八、《周禮》等主張多稅并存

　　《周禮》的作者以記述周代賦稅的形式，闡述了多稅并存的主張。所提出的“九賦”、“九貢”等，包括了多方面的征課對象。有土地稅、山澤資源稅、人力稅、行為稅等。僅市場上所征的稅，就包括了很多內(nèi)容，有“絘布”，是指對陳列商品的地皮或店鋪所課的稅。有“總布”，是指按出售商品總價計征的貨物稅。有“質布”，是指對各種合同證券由政府簽證蓋印而收取的稅，類似印花稅。還征屠宰稅、關稅。此外，對住宅周圍不種桑麻的、分給的土地荒廢不種的、游惰而不從事生產(chǎn)的，都要課稅，意在懲戒這些行為。

　　繼《周禮》以后，主張多稅并存的人很多。如商鞅，除主張征土地稅、人頭稅外，為了達到重農(nóng)抑商的目的，提出“重關市之賦”。為了節(jié)約糧食，抑制酒肉消費，提出“貴酒肉之價，重其租”(《商君書.墾令》)。王 莽主政時，除征資產(chǎn)稅、人力稅、工商稅外，還征所得稅。據(jù)《漢書.食貨志》載，所得稅征收的范圍較廣。規(guī)定：從山林水泊中獵捕鳥、獸、魚、鱉等及放牧牲畜的；婦女采桑養(yǎng)蠶、織布和縫補的；工匠、醫(yī)生、祝巫及從事技藝或販賣的；街市、店鋪、區(qū)巷、客店中做生意的，都要向所在的縣府呈報經(jīng)營收入。“除其本，計其利，十一分之，而以其一為貢。”即計算純所得，按十分之一納稅。

　　主張多稅并存的人，對主體稅種的選擇往往不一致。隨著歷史的發(fā)展，主體稅種不斷變化。

　　至近代，主張更新稅制擴大征稅對象的人更多。臺北洋政府時期的財政總長周學熙提出，應開辟新稅，改變原有賦稅結構不合理的狀況，即在原有稅種的基礎上，增設印花稅、遺產(chǎn)稅、所得稅三種新稅。他說：“印花稅和遺產(chǎn)稅，“對于行為而征收，即為中國向來未有之稅目，而又無重復可虞。開征新式所得稅，實行累進征課，與公平之原則既符，而亦易達普及之目的”(賈士毅《民國財政史》上冊第148-149頁)。他的主張雖有為袁世凱政權聚斂財政收入的一面，但確實有利于稅制的發(fā)展和結構的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