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時期的“幫辦稅務”

　　《南京條約》簽訂之后，各國在各通商口岸紛紛建立機構，自行收取本國商人的進出口稅，然后上交清政府，使得清政府的征收權喪失。特別是各國征稅人員大都袒護本國商人，以致偷稅漏稅現象十分嚴重。但此時清朝政府的海關尚可行使稽查權力，一定程度限制了列強的權力，對此各國均有不滿。

　　1953年上海小刀會起義占領上海之后，英美法三國領事供此機會以保護中國關稅為名，向上海道臺吳建章提出建立由外國人組成的關稅管理委員會的要求，得到了吳的應允，并于第二年成立了由英國人威妥瑪、法國人斯密思、美國人卡爾參加的三人海關關稅委員會，稱稅務司。從此上海的關稅管理權被英法美三國攝取，成為后來幫辦稅務的序幕。

　　太平天國起義期間，清政府多次向列強借債以鎮(zhèn)壓起義，這些借款大都以關稅做為擔保，所以列強對于清朝的稅收更為重視，并力圖以此為突破口進而控制中國整個的稅收管理權。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后，各國以“利益均等”為由，強迫清政府按照《中英通商章程善后條約》中“各口劃一管理的”含糊條款將上?？诎兜年P稅管理辦法推行到各通商口岸，由各列強幫助清政府辦理稅收事宜，簡稱“幫辦稅務”，這實際上是以“幫辦”為名竊取稅收管理權的策略。1859年兩江總督柯桂清任命英國人李國泰為總稅務司，并授權他選募其它口岸的外國幫辦人員。李國泰到任后，首先在廣州推行了上海的辦法，以后又相繼推行到其它口岸。1863年，另一名英國人赫德接替李國泰為總稅務司。赫德在這一職位上四十五年，對幫辦稅務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他不僅把上海的辦法推廣到所有沿?？诎叮以陂L江的各口岸中也實行了這一辦法，并于1865年在北京成立了總稅務署，統(tǒng)轄全國各海關，自此各口岸的稅務司也改為口稅務司，使之對清政府的控制權力進一步加強。

　　幫辦稅務不僅控制中國的海關，而且支配中國關稅的分配權力，掌握了關稅的保管權，控制了海關的人事權，甚至控制了中國的郵政，干涉中國的內政，成為各國列強的政治經濟利益的代表。所以美國人士馬丁曾說：“總理衙門在一切問題上，從商議一個條約到解決一個土地糾紛，都常聽取北京的總稅務司的意見，并要求他們幫助”。由此可見當時的幫辦稅務的幫辦權力之大。

　　甲午戰(zhàn)爭以后，由于清政府大量地舉借外債，并均以關稅作為抵押，使得總稅務司的權力進一步擴大，幫辦地位進一步提高逐步滲透到清政府的財政領域。總稅務司不僅有權直接將關稅稅款劃撥為債息或賠款，而且對所剩余的關稅（史稱關余）也進行控制，清政府如使用必須先向其申請，但直到清政府滅亡，大部分的“關余”還把持在總稅務司的手里。

　　辛亥革命爆發(fā)之際，各國列強唯恐其利益遭到損害，強迫清政府交出了關稅的設庫保管權，各關的洋稅及相關稅收均由總稅務司存于英國的匯豐、德國的德華、俄國的道勝、法國的東方匯理等銀行，由此開始，他們掌握了中國1/4的財政收入，實際上也控制了中國財政的命運，幫辦稅務也就成了名副其實的完全辦理。

　　對于幫辦稅務的種種弊端，中國有識之士早有非議。陳熾有1890年所著的《庸書》中就曾指出：幫辦稅務“盤踞要津，陰持朝議，顯綰邦交，阻撓稅則，左袒西商”，是一群“貌類忠誠，心懷鬼域”之徒，并提醒政府加以防范。但由于當時清政府的軟弱無力，幫辦稅務的所做所為根本不是清政府所能左右的。所以說獨立自主的首要在于自身的較大，稅收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