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市場經濟的深入發(fā)展，市場對資源配置、利益分配及經濟增長的約束作用日益增大；相反，政府對經濟資源配置和經濟利益分配宏觀控制作用相應減少——呈現(xiàn)小政府、大市場的發(fā)展趨勢。但是，當市場競爭過度，市場的本質（自由、公平、競爭和效率）又被其自身發(fā)展所異化，從而產生經營壟斷和兩級分化，導致資源配置浪費、無效，市場蕭條，生產相對過剩，經濟效益下降，企業(yè)紛紛破產、倒閉時——即當市場經濟進入“市場失敗”（或市場本質否定）階段時，政府的調控作用又顯得特別重要：政府可結合貨幣政策，通過財政這一經濟調節(jié)器對市場偏差加以矯正，引導市場經濟重新走上健康、穩(wěn)定增長軌道。

　　一、經濟特征

　　我國經濟在1982年前基本上處于供給約束型或賣方市場經濟階段；1982年開始進入需求約束型經濟階段。1978—1996年，從總體上說來，農民人均消費和城鄉(xiāng)居民人均消費增長與國內生產總值增長同步走勢，居民消費曲線低于經濟增長曲線，并且城鄉(xiāng)居民人均消費和農民人均消費增長與國內生產總值增長呈正相關關系，它們的相關系數(shù)分別0.46和0.63.就目前而言，我國經濟正處于以下特征階段：

　　（一）積累過度，消費不足，市場疲軟。居民儲蓄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由1978年的5.81％，增大到1996年的56.16％； 居民儲蓄增長速度一直高于經濟增長速度，但居民消費增長又與經濟增長呈同步走勢。并且消費增長大大低于經濟增長，消費呈疲軟狀態(tài)。說明我國經濟增長相當程度上（相關系數(shù)為0.46）依靠國內人民消費水平的增長，特別是廣大農民消費水平的增長（相關系數(shù)達0.63），或者說，我國現(xiàn)在經濟增長主要受制于城鄉(xiāng)居民消費水平，特別是農民消費水平變化。所以，目前促進我國經濟增長的關鍵因素不是擴大出口，而是增加內需，特別是增加農村商品市場有效需求量。居民儲蓄增長過快，消費增長弱于儲蓄和經濟增長，引起市場有效需求不足，造成商品滯銷，庫存積壓增多。如國內批發(fā)零售貿易企業(yè)的年末商品存量，1995年為6705.5 億元， 1996年增加到7227.3億元，庫存率由1995年的18.13％上升到1996 年的18.75％。

　　（二）國民經濟收入分配中，個人收入比重偏大，政府收入比重偏小，國家財政對經濟的宏觀調控力度被嚴重削弱。居民儲蓄占國內生產總值比重由1978年的5.81％增加到1996年的56.16％， 而同期財政預算收入比重卻由1978年的31.24％逐年下降到1996年的10.8％。 說明我國這階段經濟發(fā)展過程中，政府采取了寬松的輕稅富民政策，調整了國民收入分配結構，讓利于民，達到民富國昌。個人收入增長的原因在于：一是我國人民具有節(jié)儉的優(yōu)良傳統(tǒng)，還沒有貸款消費、超前消費的習慣；二是居民儲蓄中有相當一部分收入是通過不正當手段由國有資產轉化為私人儲蓄的，他們人數(shù)少，個人消費水平總量有限，對整個社會消費水平影響小，因為多數(shù)居民消費水平受制于其收入水平，而大多數(shù)人的收入水平大體上與國家經濟增長水平同步發(fā)展。所以，一方面由于政府的輕稅富民政策，另一方面由于少數(shù)人通過偷稅漏稅、廉價購買國有資產、行賄受賄等不法手段，侵占國有資產，造成私人收入、儲蓄非正常增長，從而導致我國財政收入在國民經濟收入分配中的比重逐年下降，政府對國民經濟的宏觀調控能力逐漸削弱，相應增強市場對經濟的自發(fā)調控能力。

　　二、財政政策

　　隨著財政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重逐年下降，國家財政調控經濟的手段有所削弱，而市場自發(fā)調控力度逐年增強，但是，國家財政政策對國民經濟發(fā)展仍有較強的影響。如1978—1996年財政預算內收入增長與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相關系數(shù)達0.59，即國家通過政府公共收入（稅收政策）和支出（財政支出）兩個基本手段，可以能動地引導、調控經濟發(fā)展方向、增長速度。如在經濟增長過熱、消費過度、供給不足階段，國家可以通過提高稅收、緊縮消費過度；供給不足階段，國家可以通過提高稅收、緊縮財政支出，減少公共開支，相應控制私人消費和投資的盲目增長，縮小市場有效需求量，引導經濟走上健康、穩(wěn)定增長軌道；反之，當經濟處于市場疲軟、消費不足、生產相對過剩階段，此時適當增加政府公共開支、減少私人消費及投資的稅收，激發(fā)私人消費、投資熱情，來增加市場有效需求總量，從而刺激生產，增加供給，促進經濟增長。

　�。ㄒ唬┙档痛尜J款利率，征收存款利息所得稅。由于近年來市場疲軟，消費不足，企業(yè)效率下降，工業(yè)資金利潤率逐年降低。根據(jù)資本市場原則，一般情況下，經營資本利潤率是金融資本貸款利息率的2倍，金融資本貸款利息率應隨經營資本利潤率的降低而應降低。具體地說，根據(jù)我國目前經營資本平均利潤率偏低（1996年全國工業(yè)平均資金利潤率為7.11％）現(xiàn)狀，金融資本年貸款利息率應降低到經營資本年平均利潤率的二分之一左右，即一年期貸款率應降低到3.5％左右為宜， 年存款利息率也應相應降低（降到2.5％左右為宜）。同時， 對居民存款利息收入可以開征累進分級所得稅（即存款額度越大，對應所得稅率為消費、投資，擴大市場有效需求。為防止資本非法轉移國外，一是嚴格控制外匯兌換、流轉，二是對轉移資本征收資本轉移稅，稅率高于國際資本市場一年期存款利息率。

　　（二）降低一般投資、消費稅率，開征、提高高檔消費稅率。在多數(shù)人解決溫飽問題后，住房改善成了大家的首要目標。為改善絕大多數(shù)工薪階層的住房條件。促進房地產業(yè)復蘇、發(fā)展，使房地產業(yè)成為我國經濟新的增長點，應適當降低中低檔房地產交易稅率、固定資產投資方向調節(jié)稅和土地占用稅率。同時，降低其他中低檔消費稅率；另一方面，對星級飯店、夜總會、高爾夫球等高檔消費場所，可開征特別消費稅，提高延席稅稅率，加強對個人所得稅征收力度。

　　（三）將所有基金、行政事業(yè)性收費全部改為稅收，納入財政預算管理，強化國家財政對經濟的宏觀調控能力。國家財政對經濟的宏觀調控能力遭到削弱的一個重要因素是預算外收入逐年增加（特別是地方預算外收入幾乎達到與預算內收入相等程度），相應預算內收入比重逐年降低。如1978—1992年，我國預算內外總收入占國內生產總值比重高達27％—40％，平均達33.17％。其中預算內收入比重只有13％—31 ％，平均為18％，1996年則降到10.8％，而預算外收入比重則平均高達15.16％。而同期美國預算內外收入占國民生產總值比重只有18％—20 ％，其中預算外收入比重一直控制在4％—5％之間，預算內收入比重則高達15％—17 ％（注：摘于財政部綜合司譯《美國政府預算收支統(tǒng)計（1934—1994年）》，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出版。），雖然美國的企業(yè)、 私人公共經濟負擔小于我國企業(yè)、私人負擔，但其國家財政對經濟的宏觀調控能力與我國相關無幾。所以，為增強我國政府財政對經濟的宏觀調控手段，應將分散與各部門掌握的各種基金、行政事業(yè)性收費，全部轉化為稅收，納入國庫，增加財政預算內收入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將預算內收入比重提高到15％左右，預算外收入比重嚴格控制在5％以內，直至完全取消。

　�。ㄋ模┻m當增加中央財政赤字和國家債務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為彌補降低一般投資、消費稅收所減少的財政收入，可適當提高中央財政赤字比重。與歐美發(fā)達工業(yè)國家相比，我國財政赤字占國內生產總值比重偏小，歐美國家高達2％—5％，而我國，1995年為0.99％，1996年只有0.77％。因地方隱形財政赤字大，所以，嚴格控制地方財政赤字比重，適當提高中央財政赤字比重，將中央財政赤字比重提高到20％左右，則每年可增加中央財政支出700多億元。另外， 我國目前國家債務收入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一直偏小，至1996年僅達2.8％，1997 年達到歷史最高水平才5％左右。 而西方發(fā)達國家目前國家債務收入占其國內生產總值比重大多在40％以上，其中德國已超過70％。所以，適當提高我國國家債務收入占國內生產總值比重，將之提高到10％—20％，則每年可增加5，000—10，000億元國家收入。

　　（五）增加財政社會福利支出，提高中低收入階層的市場有效購買力。隨著市場經濟的深入發(fā)展，社會貧富差距逐年拉大，出現(xiàn)“強者愈強，弱者愈弱”的兩極分化現(xiàn)象。如重慶市，1996年人均最高收入與最低收入之比為3.02∶1，而1997年兩者之比則擴大到3.65∶1.從全國看，1995年人均收入最高與最低之差為6035.59元。1996年則擴大到6796.82元。從人均支出占收入比重看，1995年最低收入者支出占其收入比重為94.64％，1996年又進一步提高到94.85％；而1995年最高收入者支出占其收入比重僅為73.29％，1996年又進一步降到70.11％，比同期最低收入者比重低24.74個百分點。 這說明低收入者比高收入者消費欲望強、儲蓄欲望弱，或者說，低收入者的潛在購買力強于高收入者。所以，提高最低生活標準（現(xiàn)在大中城市最低生活費每人每月應提高到300 元以上，縣級城市最低生活費標準每人每月應提高到200元以上）， 增加最貧困人口的生活補助和失業(yè)補貼，可以將他們的潛在購買力轉變?yōu)楝F(xiàn)實有效購買力，在擴大市場有效需求的同時，也縮小兩極分化，減少社會矛盾，確保社會經濟穩(wěn)定增長。

　�。�六）激活農村商品市場。廣大農民是中國市場經濟最大的潛在商品需求者，農村市場潛在購買力最大，農民消費對國民經濟增長制約力也最大。如1978—1996年，城鄉(xiāng)居民人均消費增長率與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相關系數(shù)為0.46，而同期農民人均消費增長率與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相關系數(shù)則高達0.63，呈現(xiàn)顯著相關關系。這說明我國農民消費增長對經濟增長的制約作用要高于城鎮(zhèn)居民消費增長水平。因此，現(xiàn)在，刺激我國經濟增長的關鍵措施是，增加農民收入，提高農民消費水平，挖掘農村潛在市場購買力，擴大農村商品市場有效需求。具體應從以下幾個方面加以有效政策引導：（1 ）進一步減輕農民負擔：應將各種稅費、提留款等一切負擔歸一，攤入每畝耕地（“一條鞭法”），堅決糾正、杜絕按人頭攤派稅費、提留款做法，將每畝耕地總負擔控制在每畝收入的10％以內（現(xiàn)在普遍在30％以上）；組建農民負擔督察委員會，成員由政府執(zhí)法部門、人大代表、政協(xié)委員、民主黨派人士和農民共同組成，加強對農民負擔經常性檢查、督促。（2 ）增加財政支農投入，發(fā)展“兩高一優(yōu)”農村經濟，增加農民收入。財政支出年增長幅度保持在10％以上（扣除物價因素）；逐年削減人頭經費支出，增加生產性支出，重點改善農村生產生活基礎設施，增加農村經濟科技含量，提高農產品附加值，確保農業(yè)增產、農民增收。（3）大力擴建、 完善農村商品批發(fā)市場，搞活農村商品流通。（4）引導農民組建農民消費合作社，減少商品流通中間環(huán)節(jié)，由農民消費合作社直接與工業(yè)生產企業(yè)簽訂商品買賣合同，降低商品流通成本。

　�。ㄆ撸�擴大基礎設施建設規(guī)模，以基礎設施建設啟動經濟增長。適當增加財政對水利、交通、通訊、電力等基礎設施建設支出，同時通過制定優(yōu)惠政策（如減免稅收、提供低息中長期貸款、貸款貼息、確認投資者對所建成基礎設施50—70年使用權或永久性所有權等），引導私人資本投向基礎設施建設——如開荒造林、造田，治沙造林、圍海造田、修建路橋、水庫、電站以及開采礦產資源等等，擴大基礎設施建設規(guī)模，增加就業(yè)機會，以基礎設施建設來帶動經濟復蘇、增長。

　�。ò耍┴斦�與貨幣政策配套。為確保國民經濟10％以上增長速度，一是繼續(xù)實行寬松的輕稅政策，稅收增長速度控制在60％以內。二是貨幣發(fā)行量占國內生產總值比重控制在2％左右， 居民儲蓄占國內生產總值比重控制在15％—25％，儲蓄比重與財政收入比重差額不宜過大，控制在5個百分點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