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收入分配問題是當前國民經濟面臨的重要問題，分配過程向政府傾斜、勞動者報酬偏低、財富過度集中、城鄉(xiāng)差距擴大、行業(yè)收入差距懸殊、稅收再分配功能不足都是現行分配制度不公平的表現，已經影響到經濟持續(xù)高速發(fā)展、和諧社會構建。奢侈品行業(yè)對調節(jié)貧富差距有很大潛力，要扶持本土奢侈品品牌發(fā)展。文章對此提出稅制改革、打破壟斷、戶籍制度改革、加大教育支出、發(fā)展現代農業(yè)等針對分配問題的改革措施。

　　關鍵詞：收入分配不公；奢侈品行業(yè)；分配制度改革；可行措施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發(fā)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在不斷做大蛋糕的同時，分蛋糕的問題也日益凸顯。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2010年我國基尼系數達到0.458，超過了0.4的國際警戒線。分配不公已成為妨礙國民經濟持續(xù)穩(wěn)定發(fā)展、建設和諧社會的一大難題，對這一問題進行分析探討具有重大意義。

　　一、我國分配問題的現狀和改進的必要性

　　（一）分配過程向政府傾斜，居民收入被持續(xù)壓低。

　　從1990到2010年我國的財政收入增長28.3倍，而城鄉(xiāng)居民收入僅增長10倍左右。1996年到2007年，居民可支配收人占國民可支配總收人的比重從66.83%下降到50.63%，“國”與“民”的分配失衡造成“國富民窮”，間接導致我國經濟增長過度依賴投資需求拉動：由于政府占有每年經濟增長成果的大部分，居民的消費需求增長緩慢，因此下一年的增長只能靠政府支出拉動，逐漸形成了投資——增長——投資的循環(huán)。凱恩斯的“有效需求不足論”為政府以投資拉動經濟提供了理論基礎，但投資需求終究不能取代消費需求，伴隨投資過熱現象的出現，其拉動經濟的效果也越發(fā)不明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投資占GDP的比重逐年上升，2010年已達到49%，而GDP增速卻開始下滑，說明宏觀層面上的投資回報率不斷下降，這意味著我國靠基建投資拉動經濟增長的模式其實已經難以為繼。并且存在投資過熱的部門其產品往往和民眾的需求不匹配，導致大量的產能過剩、重復建設、資源配置不當造成浪費，這樣的經濟增長是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最終目的相違背的。

　�。ǘ﹦趧诱邎蟪暾糋DP的比重偏低并仍在下降

　　全國總工會的一項調研顯示，從1997年到2007年，我國初次分配中勞動者報酬占GDP的比重從53.4%下降到39.74%，而西方國家一般維持在50%以上。究其原因，我國的分配格局中一直存在重資本輕勞動的狀況，這是由于資本憑借對勞動的支配權從而在分配過程中占據有利地位，使資本報酬率遠高于勞動報酬率。勞動者獲得報酬主要會用于消費，而資本所得更多的是積累下來，資本壓低勞動收益的結果就是我國消費率不斷下滑。2000年我國居民消費率為46.4%，到2009年只有35.1%，消費低迷使我國經濟長期受到內需不足的困擾。內需不足只能依靠外需，我國的外貿依存度一直維持在很高水平，但外向型經濟并不適合我國國情。東南亞、日本這樣相對較小的經濟體，可以靠出口導向發(fā)展，但對于人口龐大的中國，只能靠自己養(yǎng)活十幾億人，畢竟沒有哪個市場能帶動規(guī)模如此巨大的一個大國發(fā)展。而且外向型經濟容易受到國際經濟波動的影響，金融海嘯引發(fā)我國出口加工企業(yè)倒閉潮就是一例。因此從長遠來看，出口導向不能成為我國經濟未來的發(fā)展方向。并且我國的出口加工企業(yè)位于國際產業(yè)鏈低端，利潤微薄以致無力轉型生產高端產品，只能靠大量廉價勞動力繼續(xù)生產勞動密集型低端產品，陷入低工資、低價格的惡性循環(huán)不能自拔。

　�。ㄈ┴敻谎杆傧虺壐缓兰�，貧富差距拉大

　　改革開放前，我國基尼系數只有0.16，是世界上收入分配最平均的國家之一（世界銀行統(tǒng)計數據）。到了2007年，我國已成貧富差距最懸殊的國家之一，20%的最高收入者與最低收入者，實際收入差距達到18倍左右，全國10%最高收入家庭和10%最低收入家庭之間收入差距大約是55倍。1999年“胡潤百富榜”首創(chuàng)，上榜門檻為0.5億元，上榜人數50人，其中10億富豪24人。2010年，上榜門檻已達10億元，上榜人數1363人，平均財富39億元。短短11年，上榜門檻就提高20倍，10億富豪人數增加了56倍，社會財富迅速向少數人高度集中。與此同時，以農民工為代表的血汗階層收入增長緩慢，長年被壓低到僅能維持簡單再生產的生存底線。因此我國的廣大勞動者雖有迫切改善生活水平的消費欲望卻無力完成消費支付，而富豪們的邊際消費傾向遞減，在財富積累的過程中更傾向于使資產增值的金融投資或從事經營性活動。貧富兩極分化嚴重制約了我國內需擴大，對經濟的可持續(xù)發(fā)展十分不利。其實，只要借鑒福特的5美元工作日制度就知道，將更多的利潤還給勞動者，使工人階級也有巨大的消費需求和能力，可以推動消費需求的持續(xù)、快速增長和消費需求結構的升級，從而帶動產業(yè)結構的升級，走上良性循環(huán)之路，企業(yè)家的收入也隨之水漲船高。

　�。ㄋ模┏青l(xiāng)收入差距擴大

　　我國城鄉(xiāng)兩部門內部的基尼系數都不大，2007年全國基尼系數為0.454，城鎮(zhèn)居民基尼系數0.323，農村居民0.373，城鄉(xiāng)間差距對總收入差距的貢獻率達到64.45%。城鄉(xiāng)居民的人均純收入之比從1978年的2.36：1擴大到2009年的3.33比1，如果考慮上醫(yī)療、養(yǎng)老、教育、福利、社會保障等非貨幣性因素，這一差距更加懸殊。而國外普遍接受的城鄉(xiāng)收入差距僅為1.5：1，并且是計算了非貨幣性收入之后的數字。城鄉(xiāng)差距拉大的原因之一是農業(yè)部門的勞動力供給嚴重過剩，目前我國仍有60%以上的農村常住人口，土地剩余生產物就是他們的全部收入來源，過多的農業(yè)勞動力耕作相對較少的土地導致從事傳統(tǒng)農業(yè)生產收入微薄。只有農業(yè)剩余勞動力向非農產業(yè)逐步轉移，農業(yè)勞動的邊際生產率才能逐漸與非農產業(yè)趨于相等。但城鄉(xiāng)分割的二元戶籍制度嚴重阻礙了勞動力的自由流動，“同工不同酬”的身份歧視使農民工的工資偏低，并且不能享受和市民一樣的公共服務待遇。通過行政手段管制農村宅基地、耕地使用權的市場化流轉，和極低價格的征地補償都是變相剝奪農民的資產性收入。基本社會保障體系在農村尚未建立，農民需要更高于城市居民的預防性儲蓄率以應對未來開銷的不確定性。低收入與高儲蓄率的效應相疊加，使城鄉(xiāng)消費差異明顯，占人口超過一半的農民對消費的貢獻微乎其微，已然成為制約我國經濟均衡發(fā)展的瓶頸問題。

　�。ㄎ澹┬袠I(yè)之間、高管與普通職工之間收入差距懸殊，存在灰色收入

　　改革開放前期，我國收入最高和最低行業(yè)的差距為1.8倍，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以來國有行政性壟斷行業(yè)的職工工資增長很快，行業(yè)收入的極端差距已經達到15倍（《2009中國統(tǒng)計年鑒》相關數據顯示，2008年畜牧業(yè)職工平均工資為10803元，證券業(yè)為172123元，二者相差15.93倍；2008年畜牧業(yè)就業(yè)人員平均勞動報酬為11018元，證券業(yè)為167995元，二者相差15.25倍），而西方國家一般在2~3倍之間。我國國企大量進入盈利性行業(yè)，憑借在配置資源和權利等方面的優(yōu)勢在市場競爭中占據有利地位，對民企產生嚴重的擠出效應。部分行業(yè)人為設置行政性的市場準入壁壘，將民企排斥在外，國企可以輕而易舉的形成行政性壟斷。壟斷行業(yè)的職工薪酬遠高于一般職工，原因不在于他們的生產效率高，而是憑借其特殊地位掌握定價權，獲得高額壟斷利潤，造成收入的行業(yè)差距不斷擴大。企業(yè)高管和一般員工的收入也相差懸殊，普遍差距已達20倍左右（全國總工會調研結果顯示：據上市公司年報分析，208家國企高管與一線職工的收入差距，從2006年6.72倍擴至2008年17.95倍）。原因在于收入形成機制混亂，多種薪酬制度并存，管理層為自己制定不合理的超高非工資性收入，卻很少受到約束和監(jiān)督。此外，我國對官員的監(jiān)督不力，掌握權力的官員往往有不菲的隱性收入，部分官員更是通過權力尋租、貪污腐敗獲得高額回報，導致官員和普通民眾收入差距懸殊。

　　上述因為非勞動因素、機會不平等導致的收入差距過大，很容易強化人們的不公平感，挫傷工作的積極性、主動性，降低經濟運行效率，更嚴重的后果是貧困階層的不滿、反感情緒劇增，“仇不公”心理發(fā)酵發(fā)展成“仇官”“仇富”，成為危及和諧社會構建的不穩(wěn)定因素。

　　（六）稅收的再分配作用不明顯，財政效率低下

　　我國財政稅收主要來自間接稅，個稅理應以再分配功能為主，但實際上高收入者納稅很少，工薪階層構成個稅的最大稅源。2008年工薪階層承擔了個稅總收入的65%（財政部個人所得稅課題研究組的相關文章稱，2008年年所得12萬元以上納稅人自行申報的人數為240萬人，占全國個人所得稅納稅人數的約3%，而繳納的稅額為1294億元，僅占全國個人所得稅總收入的35%）。原因在于，一方面特權階層憑借強勢的社會地位逃稅漏稅，另一方面其收入中很大一部分來自于無法監(jiān)察的灰色收入，這類收入并不在納稅范圍之內。這種“貧富倒掛”讓個稅的再分配功能大打折扣。我國的財政效率不高，行政開支規(guī)模龐大，多數國家用于公共服務的開支占財政支出的一半以上，但我國僅占25%左右，而且受政策因素的影響在不同人群之間的分配很不均衡。大量財政支出用于三公消費、形象工程建設而非改善民生，權貴階層從中大獲其利，這樣的稅收不但沒能做到“劫富濟貧”，反而加劇了貧富兩極分化，起到了逆向調節(jié)作用。部分壟斷國企、央企獲得巨額財政補貼彌補虧損。近年的稅制改革也只是在表面上做文章，并未觸及核心。

　　二、挖掘奢侈品行業(yè)對改善財富分配的巨大潛力

　　誠然隨著經濟發(fā)展出現貧富分化是正�，F象，但這種差距并不會自動消除，決不能因畏懼改革的難度而不作為，否則一旦形成強勢既得利益集團改革會更難推動，并引發(fā)社會動蕩，這方面，拉美國家的歷史經驗已經為我們敲響警鐘。多年以來黨和政府高度重視收入分配的公平問題，提出一系列改革措施，但收效甚微，關鍵在于我國特殊國情隱含的矛盾：人口基數龐大，農村存在大量的隱性失業(yè)人口，勞動力供給長期處于過剩狀態(tài)，要實現充分就業(yè)必須依靠勞動密集型產業(yè)；這類行業(yè)又以低附加值、低工資為特點，勞動者報酬必然被壓低。奢侈品行業(yè)卻是個例外，它是一個具有高附加值的勞動密集型產業(yè)，稍加分析，不難發(fā)現其調節(jié)財富分配的巨大潛力。

　　（一）奢侈品行業(yè)積極的經濟學意義

　　人們往往在道德層面批判奢侈品，原因在于：一方面，奢侈品消費的背后充斥著權錢交易、公款腐敗，廣大人民因此產生“仇富”心理，厭屋及烏，對奢侈品相當反感；另一方面，“成由勤儉敗由奢”、崇尚艱苦奮斗的傳統(tǒng)文化觀念依然深入人心，帶上有色眼鏡看待奢侈品行業(yè)的人們往往將其與浪費劃等號。奢侈品的確浪費，但浪費的是富人的金錢，并非富人浪費資源。它以低成本高附加值為特點，消耗資源很少但能消費富有階層大量貨幣，而貨幣的本質就是對勞動成果的索取權，這無疑是補償在此前不公平的收入分配中利益受損的廣大勞動者的最佳方式�？梢哉f，奢侈品行業(yè)天然具有促進財富自上而下流動的特點，從業(yè)者獲得豐厚報酬的同時，消費者彰顯了自己高貴的身份、地位，虛榮心得到極大滿足，因而也樂于為這筆炫耀性消費支付高價。奢侈品可以加速財富在階層間流動，讓有錢人創(chuàng)造更多的有錢人，正所謂“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然后讓他們帶動大家一起致富，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

　　奢侈品行業(yè)調節(jié)貧富差距，是一種完全市場化的方式，因而公平高效。其他分配方式，無論是初次分配中的按要素分配，還是以稅收為主的再分配，特殊利益集團都有意愿、有能力在分配過程中施加影響，使最終結果有利自己。至于作為三次分配的慈善，更是只能指望富人的同情心。在目前公眾監(jiān)督權力不足、缺乏法律制度有效保障的條件下，上述三種分配方式要做到公平都依賴于特權階層的道德與良知，分配過程中出現不公平現象也就在所難免。

　　奢侈品一般是高檔耐用消費品，價值持久，還有“資金蓄水池”功能。通過奢侈品行業(yè)吸納社會閑置資金，可以避免游資在股市、樓市、生活必需品市場大肆炒作，造成不合理的價格波動，影響民生。

　�。ǘ┌l(fā)展奢侈品行業(yè)關鍵要打造本土知名品牌

　　我國的奢侈品消費嚴重外移，海外消費量是國內市場的4倍之多，據此有人認為可以降低關稅把此類購買力留在國內轉為內需。筆者認為這其實是把奢侈品消費變成其他國家的外需，主要利潤最終仍然會回流到國外，并不能帶動國內再投資，因而意義不大，使其真正成為內需就要打造本土奢侈品品牌。高附加值行業(yè)往往是高科技主導，我國由于技術劣勢在該類行業(yè)起點低并難以在短期內實現趕超，但在以純手工制造為主、勞動密集型的奢侈品行業(yè)，我國擁有勞動力方面的天然優(yōu)勢，雖然目前本土品牌競爭力不足，但我國的文化土壤有完美的奢侈品名牌成長基因：歷史悠久的華夏文明創(chuàng)造了無數藝術典范，兩千年來服務封建皇室貴族的經驗更可以直接用于打造奢侈品品牌。只要挖掘中國歷史中獨具特色的文化因子附加到產品上，為消費對象帶來精神層面的尊貴體驗和審美享受，打造成高消費階層文化和品位的象征，本土奢侈品品牌就能走向世界。事實上，文化商業(yè)化如好萊塢成功的關鍵是契合人們內心的文化價值觀，現在各地的文化產業(yè)如果只靠政策推動，很可能因為缺少市場難以成功。

　　奢侈品行業(yè)對帶動經濟的作用并不局限于一次性的奢侈品購買。比如私人飛機、游艇都需要駕駛員、后勤人員等與之配套，如果能有相應的奢侈品俱樂部提供服務，效果會更加顯著。

　　三、收入分配改革的可行措施

　�。ㄒ唬┻M行稅制改革，提高財政效率

　　稅制改革關鍵在于對富有階層加稅的同時對大部分人減稅、免稅。個稅方面提高起征點和高級累進稅率，尤其要加大監(jiān)管力度，嚴懲偷漏稅行為，建立金融實名制度，實現個人乃至家庭收入信息的透明化，否則高收入者必將游離于自行申報制度之外；生活必需品包含的增值稅應實施低稅率甚至零稅率；降低企業(yè)稅負，為企業(yè)提高勞動者薪酬留下空間；開征遺產稅、房產稅等財產稅調節(jié)財富存量的分配；名目繁多的不合理稅費對于社會底層尤其是農民而言難以負擔，嚴重干擾其正常經濟活動的進行，同樣需要減免。減稅不但可以進行收入再分配，還能調動人們創(chuàng)造財富的積極性，創(chuàng)造更多財富。根據拉弗曲線，在適當條件下降低稅率可以促進財富創(chuàng)造，稅基增加，反而可以使財政收入提高�？肆诸D政府的減稅政策就使美國財政從他接手時的赤字2930億美元至2000年盈余2560億美元。

　　財政支出要做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加大對民生工程的投入，如保障房、經適房建設，建立公共醫(yī)療制度，健全社會保障體系等，增進公眾福利的同時也能提高居民消費傾向，提振內需。

　�。ǘ┐蚱茋髮δ承┬袠I(yè)的壟斷，但要堅持社會主義公有制的主體地位

　　首先對壟斷行業(yè)要放松管制，消除行政性的市場準入壁壘，允許民間資本進入壟斷行業(yè)經營。其次要創(chuàng)造機會公平，減少乃至消除國企憑借特權取得競爭優(yōu)勢，維護市場經濟公平競爭。只有引入競爭機制，才能逐步提高國企的經濟效率和管理水平。對于自然性壟斷的行業(yè)，政府要掌握定價權，對行業(yè)利潤進行有效的控制和監(jiān)管，把過多收益收歸國家，對其預算的審查嚴格把關。在企業(yè)內部要健全收入形成機制，管理層的收入要和普通員工的工資掛鉤。

　　這一過程要堅持社會主義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對目前興起的一股私有化思潮要堅決反對。誠然壟斷國企存在利用特權取得競爭優(yōu)勢、收入過高、部分人員貪污腐敗的問題，但這類問題的根源在官僚主義，而非國有經濟的錯誤。如果在當前人民缺乏權力制衡、法制尚不完善的條件下推進私有化，結果必然失控，使國有資產流入私人腰包，俄羅斯、拉美和東南亞國家的盲目私有化都因此造成了慘烈的經濟災難。使國企、民企公平競爭，關鍵要建立公平公正的社會經濟秩序，而不是在所有制問題上做文章。

　�。ㄈ┍Ｕ蠙C會公平，改革戶籍制度，完善金融體系的融資功能

　　保障機會公平的前提就是生產要素能夠自由流動，因為要素只有在流動中才能找到機會，實現最大價值。要逐步取消戶籍制度，以實現農村富余勞動力在城鄉(xiāng)、地區(qū)之間的自由流動。改革農村土地征用的補償標準形成機制，公平定價，讓農民享有農地征用的收益，增加其資產性收入。

　　金融系統(tǒng)要為經濟健康運行發(fā)揮更積極的作用：消除對中小企業(yè)的歧視性政策，鼓勵銀行滿足其合理的貸款需求；拓寬中小企業(yè)的直接融資渠道，對知識、技術密集型產業(yè)更要提供資金上的支持并引導風險投資參與；支持農村金融基礎設施建設，鼓勵更多的信貸資金投向農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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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新福利經濟學的觀點，直接轉移支付對于縮小貧富差距的效果并不好，如發(fā)放消費券的方式只是節(jié)省了人民一部分消費開支，無法發(fā)揮乘數效應的作用。和直接補償低收入者相比，更合理的方式是提高勞動者整體素質、提升其生產效率，從而提高薪酬水平，縮小貧富差距，并使社會底層保有向上流動的機會。改變教育資源在城鄉(xiāng)、地區(qū)間分配失衡，對廣大農民、貧困家庭、中西部地區(qū)人民的結構性不公，方能創(chuàng)造教育的機會公平，讓出身不再決定命運，使寒族子弟也能靠知識改變命運，長遠來看才能從根本上保障收入分配公平合理，使貧富兩極分化的趨勢扭轉。并且只有提高勞動者的整體受教育程度，才能滿足未來產業(yè)升級對人才的需求。

　　（五）扶持現代農業(yè)，增加農民收入

　　從世界范圍內來看，建立現代農業(yè)是大勢所趨，并且我國的農業(yè)只有完成從傳統(tǒng)的小農生產方式向現代農業(yè)的轉型，才能提高農業(yè)效率，這是增加農民收入的根本途徑。具體來說，要增加對農業(yè)基礎設施和農村公共產品的投人，加快農業(yè)科技的研發(fā)和推廣應用；培養(yǎng)一批具有科學耕作、市場化經營農產品能力的新型農民，引導農民利用期貨市場規(guī)避風險；改變以家庭為基本經營單位的傳統(tǒng)農業(yè)制度，扶持農村合作組織的發(fā)展；加快土地流轉，實現規(guī)模經營。為增加農民收入，要提高農作物價格，建立合理的價格形成機制，推動農產品流通渠道向多元化轉型；向農民提供足夠的貸款，增加農業(yè)補貼的范圍和力度，對農業(yè)生產收入免稅；做好農產品產量的宏觀調控，引導農民科學理性生產，避免供需不平衡引起價格大幅波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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